西元三世紀時，古羅馬有一位暴君叫克勞多斯（Claudius）。離暴君的宮殿不遠，有一座非常漂亮的神廟。修士瓦倫丁（Valentine） 就住在這裏。羅馬人非常崇敬他，男女老幼，不論貧富貴賤，總會群集在他的周圍，在祭壇的熊熊聖火前，聆聽瓦倫丁的祈禱。

    古羅馬的戰事一直連綿不斷，暴君克勞多斯徵召了大批公民前往戰場，人們怨聲載道。男人們不願意離開家庭，小夥子們不忍與情人分開。克勞多斯暴跳如雷，他傳令人們不許舉行婚禮，甚至連所有已訂了婚的也馬上要解除婚約。許多年輕人就這樣告別愛人，悲憤地走向戰場。年輕的姑娘們也由於失去愛侶，抑鬱神傷。

    瓦倫丁對暴君的虐行感到非常難過。當一對情侶來到神廟請求他的幫助時，瓦倫丁在神聖的祭壇前為它們悄悄地舉行了婚禮。人們一傳十，十傳百，很多人來到這裏，在瓦淪丁的幫助下結成伴侶。

消息終於傳進了宮殿，傳到了暴君的耳裏。克勞多斯又一次暴跳如雷，他命令士兵們衝進神廟，將瓦倫丁從一對正在舉行婚禮的新人身旁拖走，投入地牢。人們苦苦哀求暴君的劾免，但都徒勞而返。瓦倫丁終於在地牢裏受盡折磨而死。悲傷的朋友們將他安葬於聖普拉（St. Praxedes）教堂。那一天是2月14日，那一年是西元270年。

    另外還有一個版本。傳說中瓦倫丁是最早的基督徒之一，那個時代做一名基督徒意味著危險和死亡。為掩護其他殉教者，瓦倫丁被抓住，投入了監牢。在那裏他治愈了典獄長女兒失明的雙眼。當暴君聽到著一奇跡時，他感到非常害怕，於是將瓦倫丁斬首示眾。據傳說，在行刑的那一天早晨，瓦倫丁給典獄長的女兒寫了一封情意綿綿的告別信，落款是: From your Valentine （寄自你的瓦倫丁）。

歷史學家們更願意刨根揪底，他們關於情人節的演繹似乎令人信服。其實遠遠早於西元270年，當羅馬城剛剛奠基時，周圍還是一片荒野，成群的狼四處遊蕩。在羅馬人崇拜的眾神中，畜牧神盧波庫斯（Lupercus）掌管著對牧羊人和羊群的保護。每年二月中，羅馬人會舉行盛大的典禮來慶祝牧神節。那時的日曆與現在相比，要稍微晚一些，所以牧神節實際上是對即將來臨的春天的慶祝。

    也有人說這個節日是慶祝法烏努斯神（Faunus），它類似於古希臘人身羊足，頭上有角的潘神（Pan），主管畜牧和農業。牧神節的起源實在是過於久遠了，連西元前一世紀的學者們都無法確認。但是這一節日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史料記載，安東尼（Mark Antony）就是在西元前44年的牧神節上將王冠授與凱撒（Julius Caesar）的。

    每年的二月十五日，修士們會聚集在羅馬城中巴倫丁（Palantine）山上的一個洞穴旁，據說在這裏，古羅馬城的奠基者（Romilus and Remus）被一隻母狼扶育長大。在節日的各項慶典中，有一項是年輕的貴族們，手持羊皮鞭，在街道上奔跑。年輕婦女們會聚集在街道兩旁，祈望羊皮鞭抽打到她們頭上。人們相信這樣會使她們更容易生兒育女。在拉丁語中，羊皮鞭被叫做februa，鞭打叫做fabruatio，實際上都含有'純潔'的意思。二月的名字（February）就是由此而來。

    隨著羅馬勢力在歐洲的擴張，牧神節的習俗被帶到了現在的法國和英國等地。人們最樂此不疲的一項節日活動類似於摸彩。年輕女子們的名字被放置於盒子內，然後年輕男子上前抽取。抽中的一對男女成為情人，時間是一年或更長。

基督教的興起使人們紀念眾神的習俗逐漸淡漠。教士們不希望人們放棄節日的歡樂，於是將牧神節（Lupercalia）改成瓦倫丁節（Valentine's Day），並移至二月十四日。這樣，關於瓦倫丁修士的傳說和古老的節日就被自然地結合在一起。這一節日在中世紀的英國最為流行。未婚男女的名字被抽出後，他們會互相交換禮物，女子在這一年內成為男子的Valentine。 在男子的衣袖上會繡上女子的名字，照顧和保護該女子於是成為該男子的神聖職責。

    有史可查的現代意義上的瓦倫丁情人是在十五世紀早期。法國年輕的奧爾良大公（Duke of Orleans）在阿根科特（Agincourt）戰役中被英軍俘虜，然後被關在倫敦塔中很多年。他寫給妻子很多首情詩，大約60首保存至今。用鮮花做瓦倫丁節的信物在大約兩百年後出現。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的一個女兒在瓦倫丁節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晚會。所有女士從選中她做Valentine的男士那裏獲得一束鮮花。

    就這樣，延續著古老的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習俗，我們得以在每年的二月十四日向自己的朋友傳遞愛的資訊。鮮花，心形糖果，用花邊和摺穗掩蓋了送物人名字的信物，不僅僅是代表著一份份真摯的愛，更是對敢於反抗暴政的瓦倫丁修士的最好緬懷。

Chris Patten is nobody's poodle' Guardian Not Quite the Diplomat describes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Britain, Europe and the world since 1997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at the heart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In examining how we got to where we are, he writes frankly about many of the major players and what happened behind closed doors; his sketches of world leaders - including Chirac, Putin, Kohl, and Blair (a man who has convictions to which he holds strongly - while he holds them') - and of key moments are done with the brush of a master portraitist. In arguing about where we should be, he writes with the directness of a man freed at last from the bonds of diplomatic restraint. No recent book by a politician of any political persuasion has been so engaging, so outspoken - and often so funny. If Chris Patten is no longer the diplomat, it is the readers of this book who are the beneficiaries.